| 2020-06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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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陈中陵(新北市保长国小总务主任)

前年2013年,我在国家图书馆的全国博硕士论文网闲逛,寻找关于中国教会史的最新论文发表。键入关键字「基督教」,搜寻到一笔博士论文《英国传教士子女在中国的养成教育-内地会芝罘学校的建立与发展(1881-1951)》,眼睛为之一亮。

解决宣教士子女受教问题
百年前的欧美传教士,漂洋过海抵达中国,有些在宣教工场结婚生子、落地生根,为了福音使命携家带眷、四处奔波,当中现实情况是,这些传教士子女的受教问题、生活习惯的养成与建立,成了父母教养与亲子互动的一大难题。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(James Hudson Taylor,1832-1905)看见了传教士同工的实际需要,便择定在芝罘建立一所内地会子弟学校。

设立于山东烟台的芝罘学校(Chefoo School),到底是一所甚幺样的学校?和一般的学校又有甚幺不同?事实上,内地会在中国设立不少学校,但招收对象是本地孩子,而芝罘学校则以传教士子女为主,1952年台湾马礼逊学校(Morrison Academy)的创办与招生便类似当年芝罘学校。

至于为何选择在芝罘这个地方?理由是芝罘于1863年开放成为不平等条约下的通商口岸,各国领事馆、洋行在此设置,促使生活便利,据统计,1882年聚集在烟台的洋人便有250人之多,再加上气候合宜等因素,戴德生便选择设校于此地,这点倒满近似马偕在淡水开办牛津学堂的时空环境,只是牛津学堂的招收对象是本地人。

然而,芝罘学校招收对象又为何是传教士子女?根据张博士的研究,传教士父母若将子女送回母国就学,将增加探视子女的旅程时间、经济花费,以及亲子分离问题,而在中国境内设立传教士子女学校,可减少上述问题的发生。

但令人玩味的是,为何传教士父母不直接将子女带在身边,或就读当地学校?内地会两大宗旨:本地化与内地化,不就是要尽力让传教士融入中国文化,那让子女生活在中国当地文化环境里,不正切合传教要旨?

传教士当时的普遍想法是,孩子们在内地成长,除了健康安全增添风险,其子女的纯正信仰,亦容易在非基督教环境里受到威胁。换句话说,传教士父母对于教养心态,有别于他们自身推动传教工作,积极地融入当地社会礼俗。

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国学校
造成传教士想法的差异,主要在于个人立场,若从传教立场切入,尽可能让福音进入中国,方式策略则可以弹性调整;但若从家长立场着眼,尽可能避免子女遭受异教同化影响。张博士的结论,倒是为传教士议题提供另一研究发现。

从1881年起,芝罘学校在中国办学历时长达70年,学生来源以英国籍传教士子女为主,採取英国模式的课程内容与教育制度;同时该校又是一所基督教学校,属灵教育与礼拜聚会当然不可或缺。

特别一提的是,芝罘学校在中国的年代,正是民族主义兴盛的年代,这所号称是「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国学校」,透过校内知识教育与考试制度,学习大量英国史地、文学、艺术与科学。弔诡的是,这所位于中国土地的学校,却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的课程,既没有中文学习,也没有认识中国史地。原因是中文师资不足,还有传教士子女来自中国各省,各地方言殊异,中文学习无法统一,但更重要的原因是,教育这批传教士子女的目的不是为了预备将来的中国传教人员,最终还是要将学生送回英国上大学。

师生遭日军拘留近三年
令人震撼的大事,是对日抗战时期,芝罘学校师生经历的拘留岁月,始自1942年11月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为止。日军将师生迁至潍县拘留营(今日的山东潍坊市奎文区),此区是专门为北京、天津、烟台等地的外侨居民所设置的拘留营,人数高达千位以上。

有人将「拘留营」翻译作「集中营」,但集中营让人联想到德国纳粹的恐怖毒气集中营。不过待在潍县拘留营的外侨,仍享有自治权利,甚至在区内办理音乐会、运动会或演讲活动。因此,我认同张博士以拘留营的翻译名称,较集中营的名称为妥适,也较能反映实际侨民生活状况。

已故中华福音神学院戴绍曾院长(James Hudson Taylor III,1929-2009)曾在此拘留营生活,无法与外界联繫。当年戴永冕夫妇(James Hudson Taylor II, 1894-1978)顿时与四个孩子完全失去联络,起初,戴师母心急如焚,几乎无法承受如此沉重之打击。这时神藉着一位老牧师向她赠言道:「你若关心神所关心的事,神必关心你所关心的事。」这句话使她的心大得宽慰。日本投降后,阔别了五年半的孩子们,终得平安获释与他们团聚。

难以忘怀的芝罘岁月
芝罘学校校友们,1908年在伦敦自发性的筹组「芝罘校友会」,尔后编辑《芝罘杂誌》刊行至今,已有百年的历史。这些校友发表在《芝罘杂誌》的内容,成了芝罘人在中国的童年回忆。他们明白只有回忆才能突破时间的限制,让每个当下得以不断再现,而留下回忆最好的方式就是写作。另一方面,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芝罘校友们仍不定期组织返校旅行,前往芝罘学校(今日的海军烟台航空工程学院),那是对过去经历的怀念与追忆。

我喜欢一位芝罘人在1929年发表在《芝罘杂誌》的文章:
对我们而言,芝罘比起伦敦或纽约重要吗!我们无法理解为何你们会问出「芝罘在哪里?」的问题。虽然从地图上来看,芝罘只是一个小点,但是在许多男女的心目中,芝罘比起一个或两个洲的面积还要大!…当我们回顾人生时,没有多少记忆能够让那段芝罘岁月,相形失色。(页255)

近日我与张博士的通信,她写道:「对于台湾及华文读者的多数人而言,芝罘学校是不存在的,就更不用提,曾经有那幺多传教士子女在这所学校经历的童年与教育。事实上,对于这些还健在的校友们而言,这段童年绝对是难以忘怀的。更多的校友们选择透过投稿书写的方式,记录他们对于这所学校的记忆。我想透过『被遗忘的中国童年』,来重新唤起有兴趣的读者,留意到这段不能遗忘的历史。校友们的童年记忆,不只是个人的历史,这也反映出一段传教士家庭在中国生活的特殊写照,只是很少人从传教士的下一代来回顾这段时代历程而已!」

如今这本博士论文发行出版,为芝罘人写下历史记忆,也为中国教会历史留下不能遗忘的价值。

书 名:《被遗忘的中国童年─芝罘学校与内地会传教士子女》
作 者:张勤莹
出版社:橄 榄